再说陆离也不可能直说——太后明见，圣上这分明是有意压制下官，还望太后为下官作主。

贺衍毕竟是太后的亲儿子，当着为母者面说人儿子坏话，这不仅不符合君子作风，也不符合陆离的智慧，君臣之礼还讲不讲了？天子亲点你为起居郎，你居然还敢嫌弃？！必须乱臣贼子，活该以死谢罪。

是以陆离只能千恩万谢天子的别外亲睐，却并没有表现得过于谄媚，这就有了几分勉强的模样，又在交接期表现出些微颓丧，具体行为是醉酒数回，又谱了一首听来颇有些哀怨与郁郁不得志的琴曲，虽然没有当众演奏过，但既然太后有心，自然便能察知这件事情。

于是太后在接下来在“授职训言”时，态度就比上回诏见显得坦荡了许多，直接嘱令陆离工作重点，这当然也不代表太后已经信任了陆离，只是根本不在意陆离得知她有意监视天子言行的计划，其实太后有意临朝已是司马昭之心了，陆离又不是灵沼公，不存在让太后在意的份量，直接交待工作任务更有利于“试用期”考核，总之陆离这个起居郎是否能够转正，甚至于是否还能留在官场，一切取决于他在“试用期”时的工作表现。

不过太后既然决定要进一步考察陆离，那么还是要为“员工”创造机会，起居郎又不是陆离一个，其余的眼下都被天子放了长假，根本近不得身，隶属堂堂中书省的职官，竟然成了一个只拿薪俸不需工作名符其实的闲职，为防陆离也遭受同样待遇，太后提前告诫了一番。

“这回察隐令得以推行，薛绚之功不可没，正如韦相举荐时言，此子才干非比寻常，加以磨练，将来必为国之栋梁，我本有意授其拾遗补厥之职，圣人既然开了口要人，我总不好违拂，只我先将话说在前头，倘若圣人以为薛绚之难以胜任起居郎之职，我可就另有安排，免得大周错失良才。”

言下之意——天子若当真打算压制薛绚之，那么就不要让他在家赋闲，至少得在你身边“赋闲”，否则我可不会让你趁愿，堂堂天子竟为私情报复臣子，传扬出去又是一个笑话，我这当妈的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贺衍也懒洋洋地答应下来，甚至还以讥讽：“儿子最近不过与莒先生谈道论教，除其与自家亲戚外，并不曾再见外人，儿子因为牵连了薛公与冯公尚且不安得很，哪还好意思再累及无辜，薛绚之是在私家抑或跟在儿子身边，又有什么差别？阿母也太过小心了，儿子窝囊无能，早没了雄心壮志，只不过不耐烦与言辞乏味者废话而已，不想却让阿母误解。”

天子最近都是这般阴气怪气，太后有时甚至会产生错觉，面前人不是亲生儿子，而是冤家贺烨！

{}无弹窗太后有时不得不承认，别管先帝德宗这个国君多么沉湎声乐荒疏国政，然而至少还能知人善用，比如曾经的裴相，在他带领下，政事堂诸多官员的确把大周治理得繁荣安稳，那时的逃户数量远不如眼下庞大，甚至一度还较肃宗帝时锐减，各地上缴赋税也比如今更加丰足，虽然难免发生天灾，灾民们都能得到朝廷及时救助，地方没有发生过暴乱，更没有乱臣贼子胆敢自立称王。

在德宗朝，其实是有实力征服英宗以来逐渐叛离的部族，也有国力将刚刚复国的新厥剿灭，将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可德宗帝虽然在绝大多数政事上都赞同裴相的意见，却唯有用兵一事固执己见。

等到新厥逐渐强大，又兼北辽虎视眈眈，事实上在德宗朝后期，开战已经没有十足胜算了。

更不说为了铲除裴郑两族，太后还亲手将高昌送予新厥吞并，又逼得潘博叛国自立，导致大周领土丧失，国力衰减。

她一直想要正式临朝，因而必须容忍部份贪官污吏鱼肉百姓，因为这些人是她的党羽和支持者。

可即便将裴郑灭族，太后的临朝大业却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阻碍与意外，以至于她左支右绌，根本没有机会专心致志整顿官制增强国力。

就算是对潘逆这个安东王，太后何尝不知仅用姚潜根本不足将其剿灭，大周除了京兆郑氏子弟，也不是没有出色的将领，然而这些人都没法让太后信任，总是担心一旦授予军权，说不定就会反过头来逼她将大权交返天子。

只有当她名正言顺立于朝堂之上听政，当真真正正收服军心民心之后，才有可能毫无顾忌用兵。

这显然需要一段不算短暂的时间，然而太后又急需一个让人心服口服的功绩树立权威，这就好比一道自相矛盾的难题，一直让太后难以两全俱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