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演变成日本的武士在学习了儒家思想后，和儒者也依旧不沾边。而那些自愿追随老师学习儒家思想的日本平民子弟，则因为没有科举制度不能当官，只能永远在中底层打层，能够成为大名的家臣替其书写，已是这些平民子弟最大的幸运了。

久而久之，现今日本的儒学传播就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不能给平民子弟带来利益的儒学，自然就不会成为日本的主流学问，百姓们对其也产生不了兴趣。

而那些学通中日的真正儒学家们，也因为没有一个合理可靠的机制让本人、学生们从中受益，无法成为日本政权的一份子，渐渐就成了如“清流”一般的人物。

也许，他们表面上是受到了幕府乃至京都朝廷的尊重，但实际上他们于国家的任何事务都没有发言权。

好比担任幕府首席儒官的林罗山，哪怕贵为将军讲师，他所起到的作用也只是写写画画而矣。

更像一个“师爷”，而非官员。

结合日本儒学界的实际情况，葛三郎遂大胆提出“科举制”。

葛三郎相信，如果皇军能够帮助日本儒学界在日本推行科举制度，一方面能整合日本儒学界影响和力量为皇军所用；另一方面则是能够“同其文、同其语、同其思、同其人”，使日本能够长治久安，不复再有倭寇之患。

魏公公在研读了葛三郎的报告之后，亲笔批示几个大字——“高，实在是高。”

学通中外，通晓多国语言，遍通各地风情，古今中外不可多得的、具有极度超高政治与军事智慧，集忠诚和老实于一身的魏公公对科举的评价是相当正面的。

本着要将好东西与世界共享，要坚定将日本打造成皇道乐土的精神理念，魏公公指示大本营马上着手对葛三郎报告的论证。

不过，结合当前讨幕战争走势和日本实际情况，魏公公又认为科举之事不能操之过急，全面推广肯定是不现实的。

毕竟，皇军眼下实际控制区只局限在萨摩一部、大坂、奈良、津市这一片京畿西南地区，面积大概只相当于皇明一两个府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