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当今皇爷广派矿监税使以来，南直隶却如化外之地般，竟是无有一个矿监税使存在。

宦官衙门倒有三个，一是南都的内守备衙门；二是先在苏州后迁杭州的苏杭织造衙门；三就是设立才月余的江南镇守衙门。

但此三衙门却都不涉矿税事，南直隶各处铜铁矿如今基本都是“民营”。而在嘉靖朝以前，朝廷于南直隶设有官营铁矿处五处，冶铁所两处。

溧阳矿场便是这五处官营矿场之一，仅在嘉靖年间，铁产量就达到了三千多吨一年。而设于芜湖的铁厂规模则更大，最盛时役使工匠上千人，仅次于位于北直隶的遵化铁冶厂，每年炼生板铁18万余斤，生碎铁6万斤，熟挂铁20万斤。

矿场繁盛之时，凿矿者、烧炭者、有煽者、巡炉、运炭、运矿、贩酒不计其数，一炉足养活数百人。如今在南直隶颇受百姓喜爱的“苏钢”便是芜湖铁厂所冶。

铁矿场如此繁荣，每年销量如此之高，为朝廷带来赋税以数十万两计，如今却都成了“民营”，究其原因便是“与民争利”四字。

随着吏治败坏，南直隶官商形成了诸多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又往往有南都勋戚参与其中，勋戚能量极大，通过种种手段使的官营铁厂“私有化”，从而使本该上缴国库的大笔赋税到了他们的腰包之中。

整个过程与如今糜烂的卫所如出一辙，而各省铁矿场也多大如此。

有鉴于此，万历才开始往天下广派矿监税使，然而其它诸省皆有矿监存在，独南直隶却是一个也无。

原因有二，一是得了“招呼”的朝臣极力反对；二是发生于万历二十九的苏州民变。

此民变闹的极大，影响极为恶劣，使得朝野上下为之喧哗，群情激昂。

本有意往南直派矿监的万历面对此局面，也是束手无策，一方面让那织造太监孙隆迁往杭州，另一方面也是彻底打消了往南直派矿监的想法。

毕竟，南直乃朝廷钱粮赋税来源重地，要是因矿监事若得各地不断发生民变，于朝廷本身而言是相当不利的。

也就是在苏州民变后的第三年，位于应天府溧阳县的溧阳铁场易主。

原由南京户部管辖的溧阳铁场被以两万四千两的价格出售给了一个叫徐元的商人。

这笔交易使得南都不少有识之士愤慨，因为溧阳铁场虽不及芜湖铁场产量高、利润多，但每年销售所得也有六万多两。现在却以两万四千两的价格卖出，简直就是白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