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公阳冷笑道：“然后咱们就推高铜价！让成色较好的宋钱退出市场。”

“可铜价要怎么炒高？”武好古感兴趣的问。

潘兴业接过问题道：“元首，在下有把握大幅推高铜价！”

他称自己为“在下”，是因为他现在没有官身了！周国的“官”不怎么值钱，值钱的是公民等级。潘兴业是勋贵公民，他之前担任的大周银行总管则是一个政务官。卸任之后，就没有官身了。而他现在任职的天津银行则是一个商办银行，大掌柜也没官身。

虽然没有官身，但是天津银行大掌柜的年入是大周银行总管不能比的——大周银行总管拿得是共和执政府的俸禄，每个月不过300银两币，一年就3600块（银两币简称“块”），收入不低，但也不是什么“打工皇帝”。

而且整天给元老院和报纸盯着，大周银行制度又严格，没什么地方去捞钱。

天津银行大掌柜则是拿年薪加提成，一年十万块都算少的！

所以勋贵公民潘兴业才会从大周银行的总管变成天津银行的大掌柜。

而接任的沐公阳在开封府主管万家地产业务多年，早就赚翻了！回到天津之后就回到了政坛官场，进入大周银行任职。并且在潘兴业离职后成为总管！

这种政商两界跳来跳去的情况在宋国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周国却是稀松平常的。

那位理性派的大佬李纲在投靠武好古后，就被安排出任了辽东银行的总管和燕山大学的山长（校长），在其父李夔隐退定居京东商市后，才正式出任官职，现在是知燕山府事。

回过头再说“打工皇帝”潘兴业，他说真正的金融专家，身边还有一群云台学宫商学院的高材生辅佐，当然有办法操纵铜价了。

而他操纵铜价的办法也很“现代”，就是利用佳士得交易行的黄铜期货。期货的概念唐朝肯定就有了，聂夷中的《咏田家》中就有“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的诗句，形容的不就是期货交易？

到了宋朝，商业繁荣更上了几层楼，期货交易就更加多见了。不过将期货交易和大宗商品还有佳士得唱卖行结合起来，却是苏大郎的手笔。

他在开封府主持共和行的时候，就把共和行下面的佳士得行打造成了一个类似交易所的唱卖行。

等到武好古割据燕地时，佳士得行天津交易所就正式挂牌成立。佳士得行的唱卖和交易所也就正式分拆。

而在佳士得天津交易所挂牌交易的主要是大宋商品，比如面粉、黄铜、石炭、木材、棉花、羊毛、牛皮、羊皮、生铁等等。不仅有现货交易，而且还有期货交易。

佳士得天津交易所的期货、现货交易情况，则会在最短的时间内通报给京东商市，成为京东商市的大宋商品定价的一个重要依据。

铜钱的问题，现在同样摆在大周共和国面前。

虽然大周共和国已经确定了金银本位，并且以“一两银”和“一钱银”两种银币作为基准货币，而且还准备铸造“一两金”作为大额交易时的基准货币。

但是铜钱依旧是市场上小额交易的主流。而在铜钱铸造杂乱的情况下，大周银行也不敢公布法定的铜钱和一两银的兑换汇率，一枚一两银换1500枚铜钱，只是银钱业的一个大致汇率，在实行过程中要综合考虑一大堆的问题。

比如成色、当大、铜材价格等等，是非常不方便的！

所以在成功发行了“一两银”、“一钱银”和银行券后，铸造一种价值合理的铜钱，就成了大周银行下一个要解决的问题了。

另外，宋朝版金融改革将实行铜钱本位制的消息，也传到了大周这边。

货币发行权之争可是一场能够决定大周、大宋两国财运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啊！

所以武好古就决定抢先一步铸造出新版的“劣币铜钱”！

“元首请看，这是‘共和通宝’的样币。”

一枚铸造得有些马虎，字迹稍稍有点模糊的铜钱，被大周银行新任的总管沐公阳摆在了武好古跟前的书案上。

“这是白钱吗？”武好古拿起这枚铅币看了看，“铜多少？铅多少？”

白钱就是铜铅合金铸成的铜钱，因为加入了一定数量的铅，所以就比较“软”，颜色发白。

不过因为铅价比铜价低很多，所以就能通过调节铜的含量，避免出现“铜钱倒挂”，也就避免了毁钱炼铜。

毁钱炼铜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铜材需求旺盛，因为宋朝手工业发达，铜器铸造得非常多，而且佛教兴盛，寺院大铸佛像，造成铜价高昂。

二是铜钱的铜含量高低不一，朝廷一会铸劣币，一会儿又脑抽铸造良币。劣币自然不会拿去炼铜（比如四川铁钱就不可能炼铜），但是劣币太多又拉低了良币作为通货的价值。

铜钱因为价值很低，在流通过程中，通常不会仔细检验含量。一文钱、两文钱的交易怎么可能验了又验？所以劣币在流通中的价值和良币差别不大。

相比之下，“一两银”和“一钱银”因为价值较高，在流通过程中必然会被严格检验。所以“伪币”、“劣币”的流通空间就小了许多，就不容易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了。

而含铜量十足的良币，作为通货的价值比不上作为材料的价值，被大量销毁也是正常的。

其实大周国的各家银行都有毁钱炼铜的业务，质量上乘的铜钱到了它们手里，都会被熔铸成铜材的，这完全是合法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