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好古是四个人中表现得最紧张的，一进大帐就问了起来。

“禀都虞侯，”一个名叫刘斌，五短身材，却长了个大脑壳，双目炯炯有神的青年军事机宜答道，“瞭望台报告，正北50里开外发现了大股烟尘，判断是有西贼骑兵通过，数量约10000骑匹马。”

童贯插话问：“是一万匹马还一万骑兵？”

“目前还不能确定，”刘斌说，“距离太远，望台上只能见到烟尘，无从判断。”

“侦骑呢？”童贯问，“放到50里开外了吗？”

“放了30里，”赵钟哥说，“不过他们应该能发现50里开外的情况，过会儿会有回报的。”

游骑远拦也不是说放得越远越好，特别是放出去的御马直骑士常常会对敌方的游骑展开猎杀——这就需要组成更大规模的游骑兵分队，通常是50骑到100骑（包括辅助骑兵）。而御马直包括辅助骑兵在内，拢共就3000余人，轮番出动，又要在各个方向上进行屏蔽和戒哨，自然不可能把网张得太大了。

武好古抱着胳膊走到地图台前，上面已经用小木牌标出了刚刚被发现的西贼骑兵的大概位置。

很显然，这支骑兵是有意绕开包围统万城的三直精锐的！

“他们想去哪儿的？”武好古问。

“应该是统万和石城之间。”童贯给出了一个看似最合理的答案。

“断咱们的粮道？”高俅问。

“多半如此吧，”童贯笑了笑，“顶天就是一万人，还能打下石城吗？”

“大官，大郎，”高俅朝武好古笑道，“不如我带骑兵走一趟，打掉这一万西贼吧！”

童贯点点头，“大郎，你怎么看？”

现在三直禁军的指挥权归属比较奇怪，在外人看来，似乎应该是童贯和高俅说了算的。童贯是安抚经略制置使，高俅则是一手把三直精锐“带”出来的国际名将。相比之下，武好古不过是个不会打仗的吏商，下面的人怎么会听他的？

可实际上，通过军事机宜指挥，假子骑士，界河效用骑兵，以及两个工兵指挥和一个辎重兵指挥，武好古牢牢掌握着三直禁军的指挥权。

所以是否出动强大的殿前御马直，得由他来拿主意。

统万城东南，无定河和黑水河夹角之处，新设了一处帐落。

这处帐落所取的地势，是极为巧妙的。背靠两河夹角，面向统万坚城。面向坚城的一面，又挖掘了长壕，垒起了沙袋。经过十几天的紧张施工，围城的长壕又出现了一点儿变化，靠近统万城东、南两面的壕沟被加深加宽，壕沟后用沙袋垒砌的胸墙也变得高大宽厚，还在胸墙顶部架设了许多旁排。

而统万城西北两面的壕沟，还是敷衍了事，又窄又浅，一看就是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

另外，在长壕南段和西段的结合部，以及长壕东段和北段的结合部，又出现了两座用沙袋垒成的圆形堡垒，称为“南堡子”和“东堡子”。堡垒虽然不大，但是成为了两座可以掩护东南两段长壕侧翼的支撑点。

而在东南二堡、东南两段长壕、黑水河、无定河的环护之中，就是武好古的两万五千大军的营垒了。

因为找不到什么树木，所以武好古的大营并没有设置营栅和拒马，而是使用沙袋垒成了护墙。好不容易寻到的“漏网之木”（也被砍了），则用来搭建了一座高大的望楼，伫立在营垒的中央。

军事机宜，御前骑士，三班借职李永奇，今天一大早就背了一个铜皮敲打出来的望远筒，顺着望楼的木梯子爬了上去。在望楼顶上，两个军事机宜指挥所属的兵士——都是聪明机灵，识文断字，而且比较年轻的兵士，都来自界河商市，大多是武家、西门家的子弟或客户（佃户）子弟——已经到了。看到李永奇爬上了，双双拱手行礼。

李永奇点点头，“旗帜可带否？三脚架可备好否？”

“回禀机宜，都已经备妥。”

其中一名士兵答着话就取出三面分别为红色、黄se和绿色的三角小旗，而另一名士兵则将一个三角架支了开来。

小旗子是用来传递信号的，界河骑士学堂和船政学堂根据武好古的命令和提示，编成了一套简单的旗语。而三角架则是武好古根据后世的三角画架设计的，既可以用于绘图，也可以用来架设望远筒。

望远筒就是李永奇背着的那个筒皮卷成的长筒，长筒的两段各有一块水晶磨制的凸透镜——在宋朝发明望远筒是很容易的，因为宋朝人早就会用水晶磨制凸透镜作为放大镜或者眼镜使用。

武好古只需要找两块凸透镜和一个长筒，就能制作出简单的望远筒了。不过通过这个望远筒看出来的东西都是上下左右颠倒的……这是因为凹透镜的磨制比凸透镜困难，毕竟没有人磨过。而且水晶片也不是玻璃，价格昂贵不说，产量也少，同时磨制两种镜片也不利于镜片互换。

所以李永奇这样的军事机宜，就不得不忍受一个颠倒的世界了。

不过相比轮番登上高塔，用奇怪的望远筒观看一个颠倒的，放大的世界，更让军事机宜们感到头疼的是每天都要面对大量的文案工作。

比如每天都要攥写各种《战场日志》、《作训日志》，还要负责绘制大量的地图，包括地形图、布防图等等，还要制定非常琐碎的各级《战阵策略》，并且监督各级部队的执行情况，最后还要进行战阵总结，同样要写成文本进行存档。

而且在各种“日志”、“策略”、“总结”的基础之上，军事机宜指挥还在不断改进名为《步兵条令》、《骑兵条令》、《工兵条令》、《辎重条令》、《参谋指挥条令》的一系列指导部队作战训练的各种条列规章。

这一套东西，在后世的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对于李永奇这样的北宋军人来说，却是整个思维方法都得彻底改变了。因为这一套通过反复实践和细致的观察得到进步的方法，就是实证主义在军事科学中的运用了。

各种日志、各种策略方案，其实就是在透过直接或间接的感觉，推知或认识经验。而各种条令，则是对于这些经验的总结，以及推论出的还没有经过验证的假说——这些假说又可以通过实践进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