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字源》这样的东西就不同了，一看就知道是故纸堆里做学问那一类，非得是学到头发花白的老学究才敢说自己有心于此的，不然反而显得轻狂了。

“既然能作出来，又有什么好客气的？”许盈莞尔一笑，然后看向蔡弘毅：“成仁多分几册走，也好送送亲友。”

许盈翻开了书，让他看内侧，原来内侧除了印刷作者之外，还添了一个校订，赫然是蔡弘毅的名字。

蔡弘毅本来是个很稳重的人，此时却像是被烫着了一样，‘啪’一声合上书：“这这怎么好，学生不过是替老师整理了几次文稿，并无功劳”

虽然现在印刷作坊刚刚做起来，在书页上面印个‘校订’有什么意义还不被人知道，但有些事想想就知道了多少人看到这本书，就会有多少人注意到印在书上的名字（这可不是现代，看书的人连作者都不见得注意，别说是校订、编辑之类了，此时的人看书的机会不多，所以得到一册书之后连一个角落边缝都不会）。

此时，‘名’是非常珍贵的！对于他们这样的势族子弟更是能够变现的存在！

虽然比不上‘作者’，但蔡弘毅自忖自己本就没多少功劳！实在没有资格留名在这本书里！最关键的是，他觉得跟随在许盈身边无论是学习也好，做一些‘杂事’也好，本身就能学到很多东西。明明是他得了好处，却不仅不用付出，反而有所得他性格有些板正，心里很在意这些。

许盈却和他想法不同，蔡弘毅帮忙校订可是帮了他不少忙！此时读书人金贵稀少，有水平、能信任的就更少！就算是他，也不见得有那个资源能够随便找人帮忙校订手头的书籍，之前写《战国论》的时候就是他自己来的，可增添不少工作量！

人家正正经经地做了校订的工作，留个校订的名字难道不应该？

“有无功劳我都看见了。”许盈打断了蔡弘毅接下来的推脱，反正都刊印完毕了，实在没有必要再客气来客气去。

一旁罗真又捡起另外一册封皮是浅黄色的《十二平均律》，抬了抬眉：“这又是什么？”

许盈将文稿送回了东塘庄园的印书坊，准备刊印好书籍之后发卖，这是罗真知道的。但他只知道《字源》，并不知道《十二平均律》。

倒是蔡弘毅，他差不多是许盈的秘书一样，对这些东西都很清楚，解释道：“这是老师完成《字源》后所作一月有余即书成，而文字高妙，非同寻常。”

在许盈身边越久，蔡弘毅就越是崇拜许盈，这种崇拜并不是哪一件事上来的，而是日积月累！

《十二平均律》许盈确实没有花太长时间，因为这本书讲的问题就不复杂特别是有上辈子的底子，需要费心的地方就更少了。

这也是许盈在《字源》校订时，觉得无事可做，忽然想起来的东西。

所谓的‘十二平均律’其实就是古代的定音方法，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同的半音——听起来很简单，但在原本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困扰了华夏不知道多少年的问题！直到明代由宗室子弟朱载堉提出具体方法，这才真正得以解决！

之所以古人在这个问题上孜孜以求，这涉及到古人在音乐，或者说，在某些细节上的‘强迫症’。

自上古开始，音乐就是和‘礼’牢牢绑定的存在，‘乐’是‘礼乐射御书数’君子六艺之一，《乐经》亦是六经之一（虽然现在已经失传）。或许这种重视在未来会渐渐流于形式（事实上现在已经有这个苗头了），但不管怎么说，这种看起来不关吃不关穿的东西很多时候确实非常重要！

古人认为，音乐是非常庄重的存在，其中的规律应该和天时相合，所以一年有十二个月，音律就要经过十二律，然后回归原点——十二律从黄钟开始，经过应钟、无射等，直到大吕，最终归还到黄钟，黄钟大吕在后来还成为音律的代称。

但问题就在这里了，古人一开始是无法将黄钟还原的，这也就是著名的黄钟还原难题。

一开始，人们用《管子》中记载的‘三分损益法’生律十一次，得到的就是十二律，此时的十二律无法黄钟还原，最后回到黄钟的时候差了二十四音分。汉代京房更进一步，同样用三分损益法，在十二律的基础上生四十八律，最后得六十律。

此时回到黄钟时，只与原黄钟差了三到四个音分。

纠结于此的人依旧不满足，此时针对始终无法还原的问题，在学术界有两种倾向，一个是使用三分损益法继续生律计算量很大，好处是总会不断接近原黄钟，而坏处也是明摆着的——使用这个办法，只能接近原黄钟，而不能真正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