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网络平台要购买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却是完全不同的定价方式，在当时也没有太多先例可以参考。

各家平台为了争夺注册用户，都在抢购，而且都想要买独家，一个比一个敢开价。

大家都委托了律师去接洽唱片公司或版权代理机构，只要确认了拥有合法的版权，马上坐下来谈价钱。唱片公司自然也是坐地起价，甚至开始打包卖曲库，把都在抢的头部歌曲分散出售，没人要的搭售，3000 首歌里可能只有 10 首是真正值钱的。

那段时间，言谨看了很多论文，研究自 19 世纪末以来的音乐版权集体管理制度。无论欧盟模式，还是美国模式，细节上各有异同，但有一点是一样的，都对独家版权加以严格限制，防止同业恶性竞争。而中国，虽有音著协，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却是缺位的。甚至已经有人说出“谁能拿到超过 50的版权，就能取得垄断地位”这样的话，而各路投资人也已手握数以亿计的资金，先后入市了。

言谨相信同在一个项目上的孙力行并非看不出这里面的问题，只是无意去做这样的事，毕竟市场炒得越热，他作为律师也有好处。

但她还是做了，起初也真只是为了给申请材料添点光彩，但功课一点点做下去，文章一点点码出来，竟也有了些真情实感。

论文投出去，先是在至呈所的官网上，再由所里推荐上了法学核心期刊，发表在“青年法学争鸣”一栏。

言谨没多声张，只是拿着那本刊物，回学校找了过去关系比较好的民法老师，顺利得到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

“永不为奴”群的群友倒是也发现了。

包容感叹，说：两年了，我的缘份师父让我写的文章字数快够一个长篇小说，也没轮到上这 level 的期刊。

那时已是六月，言谨在所里看见不少青涩的新面孔，才意识到又是一年一度进新人的时候了。

同样的，也到了海龟洄游的季节。

某天中午，手机震动，她接起来，听见对面熟悉的声音，说：“我在附近办事，你请我吃个饭呗。”

她笑，这才想起来，戴左左已经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