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同样一件事也可以反过来理解，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文艺复兴其实都是经济繁荣的副产品。人就是这么现实的。只有能从创作中获得收益，拥有对作品进行商业运作的权利，才能有更多更好的作品诞生。

“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做这件事的目标不是对普通人进行消费道德的审判，只是推动一种规则和习惯的建立，让应该诞生的作品有机会诞生。”

言谨听着，以为他说完了，但他没有。

“再然后，事情又可能继续变化。当所有关注和资源都流向极少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就像迪士尼，曾经也弱小无助受大厂欺负，失去自己创作的兔子奥斯华。但他后来也成立了西半球最强的法务团队，花钱游说国会，把版权保护期从 56 年延到 75 年，再到 95 年，就连几千公里之外幼儿园小朋友画个米老鼠都要发律师函。又或者圣埃克絮佩里，版权官司打了几十年，甚至为了推迟《小王子》版权进入公有领域的时间，他家里人一直试图证明他其实没有死，马赛海域捞出来的飞机残骸只能证明发生过坠机，反正他一定没有死。”

言谨听得笑起来，虚构故事之外，同样有好多好多的故事。

“也就像我们现在替马导打官司，看见他拍了电影被盗播，贷款还不上，濒临破产，或许有种主持正义的感觉。但一旦一个电影出品方成为垄断者，拥有绝对的定价权，不管多烂的片子观众都得买单，这种感觉又会反过来。”

言谨思索，说：“有点屠龙少年成为恶龙的意思。”

“可能世界上所有的人和事都能套上这句话吧。”周其野笑，“这是法律吊诡的地方，但也是法律有魅力的地方，你可能永远不会看到某个完美的状态被实现，只能努力让自己走在那条最迂回接近的路上。”

他慢慢地说，她静静地听，两人一起走在冬夜的街头。

“我回答你的问题了吗？”他最后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