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她很喜欢的教民法的老师，也在外面接案子，听她复述一遍大致情况，认为合同条款中约定的甲乙方权利义务存在不合理之处，违约金应该可以酌情减免。

言谨听着，却能感觉到老师措辞的谨慎，问：“只是‘存在不合理’和‘酌情减免’吗？”

老师和蔼笑笑，不慌不忙地抛出一连串的反问：“你怎么确定当事人的叙述完全没问题？同样一件事，当事人母亲的说法会不会有什么不同？你刚开始谈判，就把自己这方面的牌都亮了，话又说得这么死。万一公司不让步，真的选择对簿公堂，当事人是不是可以完成举证责任？公司方面又会不会还有什么你不知道的证据？”

言谨给问懵了，这才意识到真律师根本不会像她当时那样说话。

老师早看惯了这种学生义气，不再多言，随手找了张纸，写下几个关键词，让她去搜相关的论文和判例。

言谨谢过，回去一一搜了，读了，只觉大开眼界，现实的狗血远比她想的复杂得多。她一时兴起的几句话，可能彻底改变另一个二十岁女孩子的人生。

那几天，她看了很多书，写了很长的提纲，一直等着小青联系她，好更详细地问一下情况，再给自己说的那个方案打补丁。结果电话没等到，她只好去找戴左左。左左知道小青这个人，但也只是知道而已，答应她会去问问群头，或者在群演接通告的那几个 qq 群里打听一下。

一圈问完，回来告诉言谨，这人有段时间没报戏，可能已经离开。

言谨说：去哪儿了？

左左说：那谁知道，影视基地附近几个小区里都是这样的人，合租甚至就租个床位，做一阵，来了又走，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