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百列先生的表情相当严肃：“你明白吗？这不是普通的邀请,要用最高规格设宴招待他，不管花多少钱都无所谓。”

像这样郑重的吩咐，倒是让我紧张了起来。

“先生，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您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我问他。

加百列先生皱着眉头,在屋里子踱步：“你知道他们那些贵族都眼高于顶，尤其是身上有爵位的家伙,他们管我们叫弹棉花的,不管我们多么富有，却从不把我们当人看……这是一个天大的机会，我压根没想到他会接受我的邀请，所以一定要抓住。”

加百列先生是个说gān就gān的人，从那天起他天天过问宴请的筹备工作。看来他的确很重视这个客人，甚至一有空就对着书本背诵一些文绉绉的语段，又找了各种报纸来突击，生怕对着这位贵族绅士会无话可说。

我趁着出门办事的时候找到了安妮，她看上去很不好，面容越来越憔悴了。

“安德烈怎么说？”我问她。

安妮摇摇头：“他什么也没说，他回到家就喝酒，然后倒头睡觉，醒了再去苹果巷。”

我与她相对无言，过了一会儿，安妮默默地哭了起来：“我该怎么办？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穷人夫妻之间没有离婚的说法，那是只有上流社会的有钱人才流行的玩意儿，如果一个女人不想跟一个男人过下去了，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逃走，逃的远远的，永远也别让这个男人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