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很快意识到杜先和研究部门的人应该就是变态和狂热研究者的区别，后者只有在必要时，才会采取活体实验的手段，并且在实验中，他们更倾向于保全实验体的性命。

毕竟一个死了的实验体，对于研究不会产生太大价值。

“在这件事上，我们和远港精神病院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看法，而且我们一直认为，远港精神病院对于研究对象的评价手段，还停留在相当低级的层次，也即刻板画地将所有能力模拟投放到复杂的战斗环境之中，只有那些能够更好适应战斗节奏的能力，才会得到他们较高的评价。”

而在那个特殊病例的案例之中，那个患者的能力显然很难适应高强度的战斗，不仅如此，能力的不可控性还对他的心态产生了极大的副作用。

说到此处, 老人却话锋一转，“不过倒也不能说远港精神病院的做法没有可取之处，他们采取的手段的确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激发出患者的潜能，在杜先的‘实验’展开了几天之后，那个患者终于意识到了控制自己的方式——他发现，只有白天那些听到过他警告，又或收到过他礼物的人，才会在晚上和他共享视野。

“杜先显然比患者更早地发现了这一点，他故意在晚上实验后让患者看见下一天被列入手术对象的名单，并且还在暗中为他创造了与手术对象接触的机会，欣赏着患者的警告无功而返，并在晚上被迫欣赏手术对象死亡的景象。

“在注意到这个病例之后，我们向老板提出了申请，希望他能与远港精神病院进行协商，将这个特殊的病患交给我们来进行研究，因为在我们看来，他的能力对于‘公司’具有极强的战略性意义。”

不过，他刚才所说的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件了。

在林舒的反叛发生后，老板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来过“公司”了。

老人唏嘘不已，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他们“引渡”患者的决定，也无形间为三年后的内战埋下了伏笔。